文学角 | 回望历史之路唱响初心之歌——读徐锦庚长篇报告文学《望道》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反映建党早期历史的报告文学作品特别引起社会的关注，也深受读者的欢迎。作家徐锦庚的长篇报告文学《望道》就是其中的一部。

作家把回望历史的目光聚焦在《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这个中共党史大事件上，讲述了一部世界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经典的悲壮故事，由此折射出那个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真实反映出中国先进思想发展的艰难曲折的历程，真实反映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基因的孕育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历史责任和人生命运，从而热情讴歌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深刻思考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出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为中国人民谋幸福，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作品选材新颖，思想深邃，主题重大，是一部报告文学的优秀之作。

一

报告文学《望道》从马克思、恩格斯共同酝酿构思写作《共产党宣言》入手，梳理了这部伟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诞生与一个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时代的深刻关系，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深刻关系，与世界先进思想的进步发展的深刻关系，与一个“敲响资产阶级丧钟”的伟大时代的深刻关系。作品在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共产党宣言》那种昂扬的时代激情，鲜明的政治观点，坚定的批判立场，强大的思想号召力和改变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命运的伟大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思想者，更是在参与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社会实践中，由时代选择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这部薄薄的小册子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时代精神高度，宣告了资产阶级灭亡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最终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必然性，从而成为共产党人的经典，指引着世界革命的方向。

《望道》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去描述《共产党宣言》诞生时代背景和世界革命意义，显然要把叙述的重心转到中国革命的方向上来，反映《共产党宣言》引入中国后产生的巨大碰撞力和影响力，揭示这部作品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深刻关系。我们从《望道》所描写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轨迹，注意到这样的历史情况：“在陈独秀、李大钊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零星介绍到中国。这当中，《共产党宣言》是被介绍最多的。”以后李大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的主张、思想和精神，是最重要的内容。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文中还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思想。这篇文章因此奠定李大钊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地位。

中国的仁人志士对改变积贫积弱的民族国家命运的真理的苦苦追求，对救国救民道路艰难探索的进程中，越来越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越来越看到马克思主义才是真理所在，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加深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扬社会主义思想过程中，更加坚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解放、中华民族振兴的必须选择的道路。“南陈北李”在酝酿成立中国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同时，也在策划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完整的中文版，为一个即将诞生的先进的政党寻找理论指导、思想武装和行动指南。这个历史性的重任几经辗转，神奇地落在了一个精通英文和日文、对社会主义思想有着强烈热情和深入认识的年轻的共产党人陈望道身上。而陈望道不负众望，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高质量地翻译和出版了这部伟大的作品，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从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承担起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艰苦斗争之路。

《望道》站在大历史观的思想高度，通过清晰的梳理，把世界风云变化与中国现实进行了深入比较，把中国革命放到世界革命的大格局中来考察，提炼出作品主题立意。《共产党宣言》前前后后的故事，反映了一个时代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表现出苦难的中华民族在这场大变局中，幸运地抓住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历史机遇，从而揭示出在中国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性，揭示出一代进步知识分子不断探索，百折不挠，最终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揭示出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然性。

二

　　与其说《望道》是写《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命运故事，不如说是写翻译者陈望道的个人命运故事。这是作品最精彩的部分，也是作品最硬核的部分。在当前描写早期共产党人革命活动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唯有这部作品把一个复杂的党史人物，成功地塑造为丰满的报告文学人物形象。因此，作家必须以唯物史观，直面真实的历史，勇于触及中共党史的所谓敏感点和“痛点”。实际上，作品正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才使许多党史难题得以破解，才还原出了一个真实的陈望道。

陈望道的出身家世也许和传统耕读家庭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陈望道从小就具有血性和报国之心。特别是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他身上那种反抗传统的基因被现实的矛盾冲突激活了。他在绣湖书院念书时，为“教育救国”思想所动，决心回到家乡办学。“唤醒民众觉悟，教育是最佳途径”。没有办学场所，他就把村里佛堂的泥菩萨砸了，引发了一场风波。在那个年代，“教育救国”只是一种读书人的良好愿望，根本无法最终实现。陈望道后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中，接触到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眼界也大大开阔了。正赶上十月革命，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在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回国后，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和进步老师一起，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新教育思想，引发了影响全国的“一师风潮”。陈望道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受到社会的关注，他得到了锻炼。也正是在此期间，他领受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他的专业水平、思想深度与斗争的热情碰撞出一种过人的力量，啃下了当时所有人都无法完成的翻译“硬骨头”。他的人生也因此进入了最为闪亮的高光时期。

《望道》写出了陈望道对早期建党的贡献，也不回避他个性上的一些问题。这些个人问题，导致了他与人生最重要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实际上，这个时候的陈望道已经得到了早期党的领袖的信任和重视，并实际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工作。在上海筹备党的“一大”期间，他因与陈独秀之间的一些分歧，居然不可思议地发展到闹出个人情绪，不参加“一大”，还提出要退党。“一大”以后不久，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陈望道当选为第一书记，个性散漫、文人意气很重的他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心气已经开始松懈，革命热情明显减退。他的工作表现受到党内同志的严肃批评，有些批评过激。看得出，他没能正确处理好这些批评的关系，辞去了党的领导职务，与党的工作渐行渐远，并在实际上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作品接着摆出了分析陈望道退党原因的两种不同观点：一是把责任全推给陈独秀；二是指责陈望道信仰动摇。而作品则想以更“人性”，也就是更接近陈望道性格特征的方式加以读解。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当然有直接的关系。这位早期共产党人，与其说是有威望的革命领袖，但接触起来更像是一个任性的家长。家长作风随着中国共产党组织原则、组织形式、组织工作建设展开，与党组织越来越格格不入，越来越不利于党内团结。我们党需要的是作出正确决策的领袖，而不是发号施令的家长。实际上，不能接受陈独秀作风的同志并非陈望道一人。连“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也最后选择了退党。就算有这样那样的客观原因，也无法成为陈望道退党的理由——责任还是在陈望道自身。从陈望道退党后一直的政治表现看，并非一句“信仰动摇”以蔽之，不过，在《望道》的描写里，我们能读出，他个性里的“红头火柴”因素使他思考问题不够冷静，不太能处理好党内同志之间的关系。当然，更为根本的是，他并非“信仰动摇”，但“信仰”或者说“初心”还未成熟还不充实应该是真实客观的。并非一个人有政治热情，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就一定有“信仰”，一定有“初心”。一个共产党人的“信仰”“初心”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积累、打造出来的。积累不够，力道不足，都无法建立起“信仰”“初心”。事实上，陈望道解放后重新入党时的“信仰”与“初心”比起早期革命活动时，要更成熟，更加坚定。而在这个时期，怎么会出现这种“动摇”？也许，更多的应该是对“家长”的权威产生动摇了。从这个层面上说，陈望道退党，有他个人性格的偶然原因，也有历史的必然原因。

《望道》正是从这样的文学思想的角度，评价人物，塑造形象。虽然不一定就是什么历史定论，却也写真写活了一个陈望道。不管陈望道要为他的人生付出什么样的沉重代价，会得到什么样的感悟，他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直与我们党伟大而悲壮的历史同行。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这本书的鼓舞下，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换来了新中国，换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新的“一百年”，这本书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新征程的强大动力。每当我们回望过来的路，都要深深感谢陈望道先生。

三

《望道》以特有的文学的敏锐思想、谨慎表达的笔调和对材料反复考证辨析的理性态度，深入到中共党史的深处，去展开一个先进的政党如何孕育和打造自己的初心，自己坚定的信仰，如何成为中国唯一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政党的最初复杂而生动的形态。

作家提供了一个资料：党的“一大”时期的党员中，有21人牺牲，有16人因各种原因脱党退党，有8人被开除出党。到革命胜利时，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有4人。从这份资料也许可以判断出，党的早期组织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这个还带着相当浓厚的知识分子气质的党，虽然成员都是进步知识分子，不乏先进思想，但他们集合在一起，起了一个“共产党”的名称，并不意味着就是一个成熟的党。历史时机是成熟了，但每一个参与者不见得都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多数人还没有做好接受严峻斗争考验的实际准备。因此，在早期出现脱党退党甚至叛党的情况并不奇怪。这是一个先进知识分子组织向一个先进的政党转变过程中必须付出的或悲壮或惨痛的牺牲和代价。把陈望道的人生放到这样一个政治生态环境中去描写，去表现，不仅更加真实，也体现了作品的历史的态度。

《望道》在描写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早期共产党人的曲折人生时，实际上在提炼着这样的思考，那就是，党的初心是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丰满和夯实的。可以看出早期共产党组织成立时，受到国际共运和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较大，许多共产党人更多地带着改变弱国命运的强国梦，“初心”内涵的救国意识也更为强烈，理想主义的成分更为浓重。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共产党人的“初心”才更加务实，更加符合现实斗争的需要，更加符合中国人民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中国人民解放，中国人民幸福，中华民族才能强盛，国家才能强大，社会主义才能在中国这样的土地上取得成功，并成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民生是根本，也是“初心”的根基所在。这个过程，也是共产党人打造“初心”的过程。早期的共产党人，许多人思想上实践上没有完成这个“涅槃”，也就没有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政治生命发生变故，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作品由此深化了思考，升华了主题。

读《望道》，会令人欣喜地看到，中国报告文学已经具备了用纪实文学形式正确准确地处理党史题材的能力，已经有资格把文学笔触伸向党史的深处，思考更为深沉的问题。中国报告文学四十多年反映改革开放伟大时代，也经受了时代风雨的冲刷，已经从文学的轻骑兵壮大成文学的一支生力军，承担着文学主力军的任务。在一些文体特别是小说深受历史虚无主义严重困扰的今天，中国报告文学勇敢站出来，挺在风口浪尖，以优秀作品与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捍卫了党的初心，捍卫了党史的精神。徐锦庚作为一个实力派的报告文学作家，用《望道》唱响了一曲党史“初心”之歌。

（作者系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著名文学评论家）

来源：大众日报